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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女儿袁静雪回忆袁寒云

2007-05-28  作者:  来源:互连网

 

      解放以后,袁克定始终依靠着政府的救济来维持生活。他于一九五八年死去,终年八十岁。他有一子二女。子家融,曾到英国留学,现在天津教书。女家锦、家第。
      二哥袁克文,小名叫做招儿,从小过继给大姨太太为子。他小时候很顽皮,既没有正正经经地念过书,也没有正正经经地练过字。但是他极聪明,有着“过目不忘”的“本领”,所以他对于写字、填词、作诗、作文章,都有着比较好的成就。我父亲对外的比较重要的信件,有的时候由他代笔。我们彰德老家的花园(养寿园)内的匾额、对联,就是我父亲让他撰拟和书写的。我父亲对他是比较偏爱的,有时候得到了好的古玩,总是叫了他来,当面“赏”给他。有时候看到饭桌上有好菜,也经常叫他来同吃。大姨太太对于二哥更是十分溺爱,二哥向她要钱用,她从不驳回;如果实在不能满足二哥的要求,她也会向我父亲转要了来,供给他用。因此,二哥从小就养成了用钱如水的毛病,以致最后他不得不靠着卖文、卖字来维持生活。说起来,这是和大姨太太对他的溺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。
      我二哥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,样样都来。他会唱昆曲,好玩古钱。他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,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里所用的金质硬币,形状有方有圆,体积有大有小,都装在一些特制的盒子里。听说,他后来因为穷的缘故,把这些金币都押给了旁人。他后来又入了青帮,花了很多钱,当上大字辈的“老头子”。他有了钱,随手用尽;没有钱,却丝毫不以为意。他死了以后,只在他书桌上的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钱。
      他一生一共娶了五个姨奶奶。他纳宠的方式,是走马灯式的。这五个姨奶奶的顺序是:情韵楼、小桃红、唐志君、于佩文和亚仙。这其中只有情韵楼是一个没有进门的姨奶奶。她是上海的一个妓女,由二哥赎了身,住在上海,已经生了一个儿子。不料这件事情被我父亲知道了,就让二哥把她们母子接进府来。但是,情韵楼不愿意受那大家庭的束缚,二哥无法,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结识的一个妓女叫做小桃红的,冒名顶替地带了孩子,一同进府。上面曾经提到,他和二嫂刘梅真的婚事,原是匆促之间在天津结成的。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很坏,可是由于二哥浪荡成性,所以他的这五个姨奶奶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进门,又那么一个一个地离去。在他刚—纳宠的时候,二嫂哭闹得很厉害,并且还哭到我母亲处。我父亲听到了以后,就说:“有作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,女人吃醋是不对的。”
      二哥的有名分的姨奶奶,只有这五个人,那没有定名分的,据说先后—共有七、八十个了。
      他在我父亲死了以后,是经常住在上海的。他入了青帮,当上了“老头子”。青帮中的辈份,是按“大、通、悟、学”这四个字来排定的,二哥是个“大”字辈。据说,当时“大”字辈的师父是已经没有了,因此“大”字辈的人可以代替师父收徒。二哥的这个“大”字辈,不容讳言是用了很多钱才买到手的。二哥在天津住在地纬路和两宜里的时候,都开过香堂。开香堂时,是不准许帮外的人偷看的(就是二嫂也不准偷看)。可是二哥深深知道我的性格,我要偷看,他也无法。现把二哥开香堂的情况,比较详细地介绍在下面:
      开香堂总是在夜间举行。开堂的时候,先在屋内的香案上,供上两个纸牌位,供的是潘、钱两位“祖师”;在屋门外摆一个茶几,也供一个纸牌位,那是一位姓张的“祖师”。这个茶几,是有一个人在旁看守的。他每次开香堂,总有上百的人来参加,还准备很多桌酒席。仪式完了,大家分坐,又吃又喝。酒席的费用,是由他的徒子、徒孙们分担的。在拜师的时候,首先由二哥点上香,磕过头,接着便是拜师的人向上磕头。他一共要磕一百二十个头,每磕一个就站起来,然后再继续磕。磕完了头,他还要跪在那里发誓。誓词的内容大致是这样:一不许奸盗邪淫,二不许欺师灭祖,三不许倒采荷花(意思是帮里人不准和本帮人的家属发生暖昧关系),四不许泄露秘密。如果犯了其中的某一条,就要受到“五雷轰顶,仰面还家”的惩罚。发完了誓,还要向师父和师兄弟们行礼。对师父和大师兄是三跪九叩,对一般师兄弟就是一跪三叩了。当时到场的师兄弟们,也要向师父和大师兄道喜 ,行的也是三跪九叩礼。开香堂时,是不准女人参加的。开香堂的情况也不准向外人说,说了是要犯“帮规”的。帮里还有这样一些“规矩”:师兄弟间,先拜师的是师兄,后拜的是师弟,他们是不论年龄的;大师兄执掌生杀的大权,师兄弟们犯了错误,先告由大师兄负责处理,或是打,或是罚,犯了错误的人丝毫不准违抗。如实在不能解决时,再禀告师父处理。徒弟们把师父,师娘叫做爸爸和娘。师父死了,由大徒弟和他的妻子披麻带孝,打幡抱罐,大徒弟手里还拿着哭丧棒。这打幡、抱罐的事情,师父的儿子、儿媳反倒不能插手。家里有一个人入了帮,其他的人就不用再入了,意思是,他一个人在帮,他的家属自然能够得到帮里的照应。另外,还有一些“规矩”,象帽子要仰着放,吃饭时不许在桌上戳筷子,喝酒时不许说“干”,以及怎样在茶馆里求助盘缠等等。
      二哥还会唱一口好昆曲,最初他是唱小生的,在他戒烟以后,身体发胖,才改唱丑。他所擅长的剧目,有《卸甲封王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长生殿》等等。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,如孙菊仙、程继仙、肖长华、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,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唱一下京剧里的丑角,例如《审头刺汤》里的汤勤,在当时的京剧界中是很博得好评的。有一次,他回到北京,准备和陈德霖在新民大戏院合演《游园惊梦》,这已经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情了。大哥听见了这个消息,认为他这是“玷辱家风”,就通知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警察准备把他关押起来。这时候,他就分派他的徒子、徒孙们把住戏院的前后门,不让警察进来。薛松坪无法,亲自来到戏院,劝他不要唱。他笑着说:“明天还有一场,唱完了,我就不唱了。”结果还是演唱完了才算罢休。据说,他这两场戏,一共用了三、四千元。
      他在上海卖文、卖字,是有“笔单”①的。后来,他回到了天津,依然靠着卖文、卖字来维持生活,所以,他在当时的《北洋画报》上也是有“笔单”的。他的家里,经常堆着很多的纸,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,非到实在没有钱,逼得他不能不写的时候,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件,送到《北洋画报》换回钱来。他所写的字,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。但是,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,他也是不肯写的。他写对联和扇子,有的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。有一次。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“中堂”,代价是一千元。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,屋子里摆放不开,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弄堂里,脱去了鞋,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。
    他的荒唐生活,从他十五、六岁就开始了。他经常住在外头,整夜不回来。由于大姨太太对他过分溺爱,首先替他百般隐瞒,所以起先我父亲并不知道。为了替我二哥隐瞒,大姨太太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:“谁要是告诉他爸爸,我就和谁拼命。”有一次,我母亲因为他在外面宿娼,彻夜不归,实在气得无法,把他痛打了一顿。但是大姨太太却因此和我母亲大闹了一场,吓得我母亲从此也就不敢再管了。后来,我父亲虽然知道了一些,但是也在那里装糊涂。
      我二哥的荒淫生活,他的走马灯式要姨奶奶以及一批女人和他先后姘居且不细说,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天津的一个时期的荒唐生活,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他那时住在河北地纬路,却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。他很少住在家里,不是住在旅馆里,就是住在“班子”里,有的时候连当时最低级的所谓“老妈堂”,他也同样去住。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,二嫂和那仅有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。他却既不回嘴,也不辩解,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,笑完了,扬长而去,仍然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。
    当我父亲奉命出山,我们家里人还留在彰德的时候,他回到彰德来了。大家一看,他已经剪下了辫子。这时候,我家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。因此,大家感到非常惊讶。特别是大、三两位姨太大认为他要闹革命了,都拉着他的手又哭又闹。他实在无法,就说:“好啦!好啦!我以后留起来就是啦!”他这么说,我母亲到底还不放心,她把他看了起来,使得他行动不能自由。后来,我父亲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,我母亲无法阻拦,他才得以离开彰德。
      大概是他担任前清法部秘书的时候(他一生只在政府机关中做过这么一回事),有一次,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,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的难看样子,就用墨把他所戴的眼镜涂黑了,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代了这个差事。但是,他回来以后,还是病了一场。
      他是一个“名士派”的人物。他所交接的也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一些人,如方地山、董宾古等等,都和他来往得很密切。在中南海的时候,他会客和闲坐的地方是“流水音”,他经常和这些人在那里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。他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,也不愿意和当时的达官要人们往来,所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,他就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,也从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客——我父亲的老部下“打抽手”。后来,张作霖和张宗昌虽然都邀请过他,他都一一辞谢了。
      他于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死在天津两宜里。他本来得了猩红热,发着高烧,后来经过调治退了烧。这时候,他又跑到他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四号房间,叫了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来胡搞。回家以后,他就又发起高烧来,过了两天就死了,终年四十二岁。
      上面提到过,他死后,只在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,因此他的后事都是由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。他的大徒弟杨子祥按着帮里的“规矩”,给他披麻带孝,主持一切,同时给他穿孝的徒子、徒孙们,…共不下四千人。开吊的时候,整日地哭声不断,还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。出殡的时候,除了天津的僧、道、尼以外,还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、雍和宫的喇嘛都进来送殡。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——西沽,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,有各行各业的人分头前来上祭。他的丧事,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。
      他有四子三女。子家蝦、家彰、家骝、家骥、家彰、家骝曾留学美国。家煆一九六一年死去。家彰现在美国。家骝现在天津教书。女有家华、家宜、家藏。
一九六三年
      ①在旧时代里,卖文、卖字的人在一些大南纸店里悬挂一个价目表,说明作什么样的文体或是写什么样的尺寸,需要多少报酬,这批叫做“笔单”。有的人还把“笔单”登在报上,以广招徕。(取自《八十一天皇帝梦》(文史出版社))